右心室双出口(double outlet right ventricle,DORV)是一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因其解剖结构及血流动力学复杂,常针对不同类型 DORV 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主要包括根治手术和姑息手术两大类[1]。传统上我们常通过心脏彩超及 CT 对心脏、血管结构进行评估,指导 DORV 的诊疗。但其对伴有房室瓣骑跨及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VSD)远离大动脉型 DORV 等复杂类型并不能提供精确的空间结构信息,仍需在术中进一步探查[2]。3D 打印技术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构造物体的技术[3-4]。近些年,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 CT 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数据制作的 3D 打印 DORV 心脏模型用于术前诊断及术前规划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本研究纳入我院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收治的 DORV 患者 35 例,男 22 例、女 13 例,年龄 5 个月至 17 岁,体重(21.35±8.48)kg。将 10 例行 3D 打印模型指导手术的 DORV 患者纳入 3D 打印模型组,年龄 5 个月至 10 岁,体重(19.00±9.27)kg;同期行非 3D 打印模型指导手术的 25 例 DORV 患者纳入非 3D 打印模型组,年龄 1~17 岁,体重(24.20±7.79)kg。术前均行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及 CTA 检查,观察 VSD 位置、直径及其与双动脉的空间关系。
1.2 方法
1.2.1 3D 打印模型手术模拟
所有患者均行 CTA 检查,将获得的 CTA 数据导入 Mimics Research 19.0 进行三维重建,去除干扰组织,最终分割出 DORV 模型心脏数据模型,导出 STL 格式文件输入到 Lite 450HD-A 3D 打印机,使用光敏白色树脂将实体模型打印出来。使用 Mimics Research 19.0 软件进行虚拟手术的模拟,测量 VSD 的大小,软件构建个性化的补片用于模拟手术,以协助术者选择合适大小补片用于 VSD 的修补。将手术模拟选用的补片在 3D 打印心脏模型上进行实体模拟,看是否符合修补需要,为真正手术做好术前规划。典型病例见图1。

从左到右分别为 CT 影像、软件心脏模型及 3D 打印心脏实体模型;a:病例 1,女,3 岁,DORV(VSD 型),VSD、肺动脉瓣狭窄、迷走右锁骨下动脉,VSD=15 mm;b:病例 2,男,5 岁,DORV(法洛四联症型),VSD、肺动脉狭窄、动脉导管未闭,VSD=10 mm,PDA=3 mm;c:病例 3,男,7 岁,DORV(法洛四联症型),VSD、右心室肥大、右室流出道及肺动脉瓣狭窄,VSD=8 mm;d:病例 4,男,7 岁,DORV(远离大动脉型),大动脉转位、VSD、肺动脉高压,VSD=7 mm;e:病例 5,女,6 岁,DORV(远离大动脉型),右位心脏、VSD、肺动脉高压,VSD=15 mm;箭头所指为 VSD 所在位置,软件心脏模型图中标记区域为软件设计补片放置位置及面积,3D 打印实体模型图中红色区域为根据软件设计在实体模型上放置补片区域;AO:主动脉;PA:肺动脉;LV:左心室;RV:右心室;LA:左心房;RA:右心房;SVC:上腔静脉;VSD:室间隔缺损
1.2.2 手术方法
患者仰卧位,消毒、铺巾,正中胸骨切口。游离心脏,心外探察。根据术前软件及实体模型模拟结果决定手术方式,包括 VSD-主动脉心内隧道连接术或双侧双向 Glenn 术或全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total cavopulmonary connection,TCPC),视具体情况行右室流出道加宽,合并畸形行一期修复。彻底止血,留置纵隔及右侧胸腔引流管,清查器械敷料无遗漏,常规关胸,逐层缝皮,送监护室。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CT 测量与模型测量结果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3D 打印模型组与非 3D 打印模型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CT 测量及模型测量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表示。检验水准 α=0.05。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号:院伦理【2020】38 号。
2 结果
2.1 3D 打印模型测量与术前 CT 测量结果比较
3D 打印模型组 10 例 DORV 患者 CT 测量 VSD 大小为(13.20±4.57)mm,3D 打印模型 VSD 大小为(13.40±5.04)mm,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55),两者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82;CT 测量升主动脉直径为(17.10±2.92)mm,3D 打印模型升主动脉直径为(16.90±3.51)mm,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19),且两者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43;CT 测量肺动脉干直径为(12.50±5.23)mm,3D 打印模型肺动脉干直径为(12.90±4.63)mm,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44),且两者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75;见表1。


2.2 3D 打印模型组术中、术后监测及早期随访
3D 打印模型组患者手术时间(203.00±88.45)min,术后送至 ICU 给予心电监测、血气分析及必要的生命支持,患者气管插管时间为(2.30±0.67)d,住 ICU 时间(5.40±1.71)d。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住院时间(20.60±6.22)d;见表1。患者出院后定期复查心脏超声,行根治手术者未见残余漏,右室流出道通畅。1 例行双向 Glenn 术后患者 1 年后行 TCPC 术。
2.3 3D 打印模型组患者 DORV 诊断、分型及手术方式
3D 打印模型组 10 例患者中有 1 例患者前期已做双侧双向 Glenn 术,此次为行二期手术。本研究 DORV 分型采用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欧洲心胸外科协会(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ardio-Thoracic Surgery,STS-EACTS)方案,分为:VSD 型、法洛四联症型、大动脉转位型、远离大动脉型、室间隔完整型(非常罕见)。本研究包含 VSD 型 4 例,法洛四联症型 3 例,远离大动脉型 2 例,大动脉转位型 1 例。手术方式包括根治手术(7 例)及姑息手术(3 例);见表2。

2.4 两组患者手术资料比较
3D 打印模型组和非 3D 打印模型组患者基线资料(性别、体重、VSD 大小、McGoon 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D 打印模型组手术时间、气管插管时间、住 ICU 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非 3D 打印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由于 DORV 复杂的解剖结构集中在 VSD 位置与主动脉及肺动脉的空间关系,术前的手术规划常依赖心脏彩超及心脏 CTA,术者往往需要根据经验将屏幕的二维影像转变为三维的有效图像,对患者心脏各结构的解剖信息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主要为 VSD 的大小及其与两大动脉的关系、主动脉与肺动脉的相互关系、心室发育情况、肺动脉是否有狭窄及狭窄位置、心房与心室连接关系是否一致、冠状动脉是否存在畸形、是否合并其它畸形等。然而,这对年轻医生来说是颇具挑战的。特别是在一些临界状态患者中,外科医生可能由于不全面的解剖知识储备,导致一部分可行双心室矫治的患者做了单心室矫治,或者术前计划做双心室矫治的患者,术中详细探查后改行单心室矫治,而术中探查必然会带来手术时间的延长及心脏的损伤。因此,明确 VSD 与大动脉位置对于手术方案的决策异常重要。3D 打印心脏模型可以在术前供术者更加立体直观地观察心脏结构,帮助术者在术前做出更准确高效的手术方案,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并缩短术中探查时间[5]。
目前,外科治疗是治疗 DORV 的主要方式,当 VSD 位于主动脉下时是较为理想的手术解剖类型,可行心室内矫治,通过心内隧道连接 VSD 及主动脉开口,纠正 DORV 畸形的异常血流通道,当术前提示肺动脉中、重度狭窄时,采用自体心包或带瓣管道加宽右室流出道及肺动脉。当 VSD 位于两大动脉下时,采用补片连接 VSD 与主动脉,同时向主动脉瓣方向扩大 VSD,避免左室流出道狭窄,缩小心内补片的面积,自体心包或带瓣管道加宽,保持右室流出道的通畅。对于 VSD 位于肺动脉下的 DORV(Taussig-Bing 畸形),多采用大动脉调转术(arterial switch operation,ASO)[6]。但若出现大动脉侧侧位和冠状动脉畸形可行 Kawashima 手术进行矫治,术前应采用心脏超声测量肺动脉瓣环与三尖瓣环之间的空间(TPD),TPD 必须大于主动脉瓣口的直径,否则会产生左室流出道梗阻。而远离大动脉型 DORV 根据不同的解剖结构有下列 4 种手术方式[2,7-9]:VSD 扩大,VSD 连接到主动脉;ASO 手术加 VSD 扩大,VSD 连接到肺动脉;ASO 手术,VSD 连接到新的主动脉;单心室矫治,即姑息手术。另外,若 DORV 合并一侧心室发育不全、多发性 VSD、房室瓣骑跨等,左、右心室分隔困难,无法行双心室修复,可行 Glenn 手术或 Fontan 手术。本研究 3D 打印模型组 10 例患者中,行双心室修复 6 例,行双向 Glenn 手术 3 例,1 例患者此次手术为二期手术,前期已行双向 Glenn 手术,此次治疗行 TCPC+右肺动脉加宽+共同房室瓣成形术。所有患者术后于监护室治疗,顺利出院。患者出院后定期复查心脏超声,行双心室修复者未见残余漏,右室流出道通畅。
目前,国内外均有研究[10-15]报道 3D 心脏模型打印技术用于辅助治疗心血管外科相关疾病,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研究使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 10 例 DORV 心脏模型,通过术前在软件及实体模型模拟手术,了解患者复杂的心内畸形,指导 DORV 的治疗。3D 打印模型测量 VSD 大小、升主动脉直径、肺动脉干直径与 CT 测量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且 Pearson 相关系数趋近于 1,表明 3D 打印模型打印精确,是源于 CT 源数据的 1∶1 打印,很好地反映了 3D 打印模型与真实心脏的一致性。3D 打印模型组手术时间、气管插管时间、住 ICU 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非 3D 打印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 3D 打印模型可以帮助术者缩短探查及手术时间,进而促进患者康复。另外,本研究通过在软件及实体上模拟手术,设计合适的补片用于手术,达到精准个性化治疗的目的。
3D 打印心脏实体模型不仅可以帮助术者进行术前规划,也可以消除不同专业医师对心脏解剖结构的主观描述,帮助术者做出更合理的手术决策。由于 3D 打印心脏实体模型及其 VR 影像可以立体地展示心脏畸形的细节,便于初学者理解与掌握,可用于培训及指导年轻医师及学生,帮助他们更直观地了解心脏解剖和各类畸形的特点,帮助理解复杂手术的决策过程及原理[16]。当然,现阶段 3D 打印技术在心血管外科的临床应用受限于高昂的打印费用和建模时间成本等。本单位每个模型打印费用约 2 000 元左右;而心脏模型的建立医师或工程师手工建模,大约需 4~8 h。此外,临床医生需要与影像科医师沟通对 CT 源数据进行降噪处理以获得高品质的影像学资料,降低建模及后处理难度,缩短建模时间。虽然现阶段其在临床有不足之处,但相信随着建模软件的进一步开发及材料学的发展,3D 打印技术在心血管外科的应用会更加广泛。
综上所述,3D 打印 DORV 心脏模型可以精确、立体、直观地测量各结构数据,观察 VSD 与两大动脉的关系,个性化指导及帮助制定 DORV 矫治术的手术决策,缩短术中探查及手术时间,降低手术相关风险。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董柱实施研究、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初稿撰写;张本、曹一秋、杨博、刘莹和郑燕纯校对及修改论文;王晓武设计和修改论文。
右心室双出口(double outlet right ventricle,DORV)是一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因其解剖结构及血流动力学复杂,常针对不同类型 DORV 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主要包括根治手术和姑息手术两大类[1]。传统上我们常通过心脏彩超及 CT 对心脏、血管结构进行评估,指导 DORV 的诊疗。但其对伴有房室瓣骑跨及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VSD)远离大动脉型 DORV 等复杂类型并不能提供精确的空间结构信息,仍需在术中进一步探查[2]。3D 打印技术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构造物体的技术[3-4]。近些年,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 CT 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数据制作的 3D 打印 DORV 心脏模型用于术前诊断及术前规划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本研究纳入我院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收治的 DORV 患者 35 例,男 22 例、女 13 例,年龄 5 个月至 17 岁,体重(21.35±8.48)kg。将 10 例行 3D 打印模型指导手术的 DORV 患者纳入 3D 打印模型组,年龄 5 个月至 10 岁,体重(19.00±9.27)kg;同期行非 3D 打印模型指导手术的 25 例 DORV 患者纳入非 3D 打印模型组,年龄 1~17 岁,体重(24.20±7.79)kg。术前均行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及 CTA 检查,观察 VSD 位置、直径及其与双动脉的空间关系。
1.2 方法
1.2.1 3D 打印模型手术模拟
所有患者均行 CTA 检查,将获得的 CTA 数据导入 Mimics Research 19.0 进行三维重建,去除干扰组织,最终分割出 DORV 模型心脏数据模型,导出 STL 格式文件输入到 Lite 450HD-A 3D 打印机,使用光敏白色树脂将实体模型打印出来。使用 Mimics Research 19.0 软件进行虚拟手术的模拟,测量 VSD 的大小,软件构建个性化的补片用于模拟手术,以协助术者选择合适大小补片用于 VSD 的修补。将手术模拟选用的补片在 3D 打印心脏模型上进行实体模拟,看是否符合修补需要,为真正手术做好术前规划。典型病例见图1。

从左到右分别为 CT 影像、软件心脏模型及 3D 打印心脏实体模型;a:病例 1,女,3 岁,DORV(VSD 型),VSD、肺动脉瓣狭窄、迷走右锁骨下动脉,VSD=15 mm;b:病例 2,男,5 岁,DORV(法洛四联症型),VSD、肺动脉狭窄、动脉导管未闭,VSD=10 mm,PDA=3 mm;c:病例 3,男,7 岁,DORV(法洛四联症型),VSD、右心室肥大、右室流出道及肺动脉瓣狭窄,VSD=8 mm;d:病例 4,男,7 岁,DORV(远离大动脉型),大动脉转位、VSD、肺动脉高压,VSD=7 mm;e:病例 5,女,6 岁,DORV(远离大动脉型),右位心脏、VSD、肺动脉高压,VSD=15 mm;箭头所指为 VSD 所在位置,软件心脏模型图中标记区域为软件设计补片放置位置及面积,3D 打印实体模型图中红色区域为根据软件设计在实体模型上放置补片区域;AO:主动脉;PA:肺动脉;LV:左心室;RV:右心室;LA:左心房;RA:右心房;SVC:上腔静脉;VSD:室间隔缺损
1.2.2 手术方法
患者仰卧位,消毒、铺巾,正中胸骨切口。游离心脏,心外探察。根据术前软件及实体模型模拟结果决定手术方式,包括 VSD-主动脉心内隧道连接术或双侧双向 Glenn 术或全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total cavopulmonary connection,TCPC),视具体情况行右室流出道加宽,合并畸形行一期修复。彻底止血,留置纵隔及右侧胸腔引流管,清查器械敷料无遗漏,常规关胸,逐层缝皮,送监护室。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CT 测量与模型测量结果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3D 打印模型组与非 3D 打印模型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CT 测量及模型测量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表示。检验水准 α=0.05。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号:院伦理【2020】38 号。
2 结果
2.1 3D 打印模型测量与术前 CT 测量结果比较
3D 打印模型组 10 例 DORV 患者 CT 测量 VSD 大小为(13.20±4.57)mm,3D 打印模型 VSD 大小为(13.40±5.04)mm,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55),两者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82;CT 测量升主动脉直径为(17.10±2.92)mm,3D 打印模型升主动脉直径为(16.90±3.51)mm,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19),且两者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43;CT 测量肺动脉干直径为(12.50±5.23)mm,3D 打印模型肺动脉干直径为(12.90±4.63)mm,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44),且两者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75;见表1。


2.2 3D 打印模型组术中、术后监测及早期随访
3D 打印模型组患者手术时间(203.00±88.45)min,术后送至 ICU 给予心电监测、血气分析及必要的生命支持,患者气管插管时间为(2.30±0.67)d,住 ICU 时间(5.40±1.71)d。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住院时间(20.60±6.22)d;见表1。患者出院后定期复查心脏超声,行根治手术者未见残余漏,右室流出道通畅。1 例行双向 Glenn 术后患者 1 年后行 TCPC 术。
2.3 3D 打印模型组患者 DORV 诊断、分型及手术方式
3D 打印模型组 10 例患者中有 1 例患者前期已做双侧双向 Glenn 术,此次为行二期手术。本研究 DORV 分型采用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欧洲心胸外科协会(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ardio-Thoracic Surgery,STS-EACTS)方案,分为:VSD 型、法洛四联症型、大动脉转位型、远离大动脉型、室间隔完整型(非常罕见)。本研究包含 VSD 型 4 例,法洛四联症型 3 例,远离大动脉型 2 例,大动脉转位型 1 例。手术方式包括根治手术(7 例)及姑息手术(3 例);见表2。

2.4 两组患者手术资料比较
3D 打印模型组和非 3D 打印模型组患者基线资料(性别、体重、VSD 大小、McGoon 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D 打印模型组手术时间、气管插管时间、住 ICU 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非 3D 打印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由于 DORV 复杂的解剖结构集中在 VSD 位置与主动脉及肺动脉的空间关系,术前的手术规划常依赖心脏彩超及心脏 CTA,术者往往需要根据经验将屏幕的二维影像转变为三维的有效图像,对患者心脏各结构的解剖信息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主要为 VSD 的大小及其与两大动脉的关系、主动脉与肺动脉的相互关系、心室发育情况、肺动脉是否有狭窄及狭窄位置、心房与心室连接关系是否一致、冠状动脉是否存在畸形、是否合并其它畸形等。然而,这对年轻医生来说是颇具挑战的。特别是在一些临界状态患者中,外科医生可能由于不全面的解剖知识储备,导致一部分可行双心室矫治的患者做了单心室矫治,或者术前计划做双心室矫治的患者,术中详细探查后改行单心室矫治,而术中探查必然会带来手术时间的延长及心脏的损伤。因此,明确 VSD 与大动脉位置对于手术方案的决策异常重要。3D 打印心脏模型可以在术前供术者更加立体直观地观察心脏结构,帮助术者在术前做出更准确高效的手术方案,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并缩短术中探查时间[5]。
目前,外科治疗是治疗 DORV 的主要方式,当 VSD 位于主动脉下时是较为理想的手术解剖类型,可行心室内矫治,通过心内隧道连接 VSD 及主动脉开口,纠正 DORV 畸形的异常血流通道,当术前提示肺动脉中、重度狭窄时,采用自体心包或带瓣管道加宽右室流出道及肺动脉。当 VSD 位于两大动脉下时,采用补片连接 VSD 与主动脉,同时向主动脉瓣方向扩大 VSD,避免左室流出道狭窄,缩小心内补片的面积,自体心包或带瓣管道加宽,保持右室流出道的通畅。对于 VSD 位于肺动脉下的 DORV(Taussig-Bing 畸形),多采用大动脉调转术(arterial switch operation,ASO)[6]。但若出现大动脉侧侧位和冠状动脉畸形可行 Kawashima 手术进行矫治,术前应采用心脏超声测量肺动脉瓣环与三尖瓣环之间的空间(TPD),TPD 必须大于主动脉瓣口的直径,否则会产生左室流出道梗阻。而远离大动脉型 DORV 根据不同的解剖结构有下列 4 种手术方式[2,7-9]:VSD 扩大,VSD 连接到主动脉;ASO 手术加 VSD 扩大,VSD 连接到肺动脉;ASO 手术,VSD 连接到新的主动脉;单心室矫治,即姑息手术。另外,若 DORV 合并一侧心室发育不全、多发性 VSD、房室瓣骑跨等,左、右心室分隔困难,无法行双心室修复,可行 Glenn 手术或 Fontan 手术。本研究 3D 打印模型组 10 例患者中,行双心室修复 6 例,行双向 Glenn 手术 3 例,1 例患者此次手术为二期手术,前期已行双向 Glenn 手术,此次治疗行 TCPC+右肺动脉加宽+共同房室瓣成形术。所有患者术后于监护室治疗,顺利出院。患者出院后定期复查心脏超声,行双心室修复者未见残余漏,右室流出道通畅。
目前,国内外均有研究[10-15]报道 3D 心脏模型打印技术用于辅助治疗心血管外科相关疾病,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研究使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 10 例 DORV 心脏模型,通过术前在软件及实体模型模拟手术,了解患者复杂的心内畸形,指导 DORV 的治疗。3D 打印模型测量 VSD 大小、升主动脉直径、肺动脉干直径与 CT 测量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且 Pearson 相关系数趋近于 1,表明 3D 打印模型打印精确,是源于 CT 源数据的 1∶1 打印,很好地反映了 3D 打印模型与真实心脏的一致性。3D 打印模型组手术时间、气管插管时间、住 ICU 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非 3D 打印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 3D 打印模型可以帮助术者缩短探查及手术时间,进而促进患者康复。另外,本研究通过在软件及实体上模拟手术,设计合适的补片用于手术,达到精准个性化治疗的目的。
3D 打印心脏实体模型不仅可以帮助术者进行术前规划,也可以消除不同专业医师对心脏解剖结构的主观描述,帮助术者做出更合理的手术决策。由于 3D 打印心脏实体模型及其 VR 影像可以立体地展示心脏畸形的细节,便于初学者理解与掌握,可用于培训及指导年轻医师及学生,帮助他们更直观地了解心脏解剖和各类畸形的特点,帮助理解复杂手术的决策过程及原理[16]。当然,现阶段 3D 打印技术在心血管外科的临床应用受限于高昂的打印费用和建模时间成本等。本单位每个模型打印费用约 2 000 元左右;而心脏模型的建立医师或工程师手工建模,大约需 4~8 h。此外,临床医生需要与影像科医师沟通对 CT 源数据进行降噪处理以获得高品质的影像学资料,降低建模及后处理难度,缩短建模时间。虽然现阶段其在临床有不足之处,但相信随着建模软件的进一步开发及材料学的发展,3D 打印技术在心血管外科的应用会更加广泛。
综上所述,3D 打印 DORV 心脏模型可以精确、立体、直观地测量各结构数据,观察 VSD 与两大动脉的关系,个性化指导及帮助制定 DORV 矫治术的手术决策,缩短术中探查及手术时间,降低手术相关风险。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董柱实施研究、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初稿撰写;张本、曹一秋、杨博、刘莹和郑燕纯校对及修改论文;王晓武设计和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