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内多发实性病灶的病理性质多样，可为肺癌伴肺内转移或多原发肺癌、肺转移瘤、肺癌伴其它良性结节、均为良性病灶等多种情况，较肺内多发磨玻璃结节的临床判断更为困难。随着胸部薄层 CT 普及，肺内小结节的检出越来越常见，肺内多发实性病灶是否该选择手术治疗是胸外科医生经常要面对且棘手的问题。我科 2012～2019 年连续开展 97 例临床鉴别困难的肺内多发实性病灶的手术治疗，通过分析本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围手术期情况，探索该类患者积极手术的价值，以期为后续治疗抉择提供临床借鉴，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2～2019 年我科对胸部 CT 诊断为肺内多发病灶的患者行手术治疗 161 例（不含肺内粟粒样播散转移患者），排除伴恶性肿瘤史患者及肺内多发病灶含磨玻璃结节患者，共有临床鉴别困难的肺内多发实性病灶行手术治疗 97 例，其中男 72 例、女 25 例，年龄（58.1±9.0）岁。19 例行双侧手术。所有患者均行胸部 CT 提示肺内多个实性病灶，均完善全身检查排除其它远处转移，部分患者行全身 PET-CT 检查，均不能明确次病灶与主病灶关系。定义术前确诊恶性者或肿瘤直径最大者为主病灶，其它病灶则为次病灶，主要病灶为一个，次要病灶可为一个或多个。次病灶直径小，均未行术前穿刺活检。其中病灶位于一侧 78 例，双侧 19 例。97 例顺利完成手术治疗，全组均同期完成单侧或双侧病变病变手术切除。
1.2 手术与诊断方法
手术尽可能采取电视胸腔镜手术（VATS），胸腔镜处理困难者采用开胸手术。术前未能确诊的主次病灶均行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主病灶如证实为原发肺癌则尽量行肺叶切除+系统性肺门及纵隔淋巴结清扫，尽量避免全肺切除；次病灶尽量行亚肺叶切除（楔形切除或肺段切除），尽量避免双侧肺叶切除。病灶位于一侧不拘泥主次病灶先后切除顺序。病灶位于双侧者，先行次病灶侧手术以保存更多肺功能，如术中证实为恶性且高度可疑多原发肺癌，则同期行次病灶侧系统性淋巴结清扫，再翻身行主病灶侧手术。因切除主病灶后保留肺功能需要，不论次病灶病理结果如何，不调整原主次病灶手术切除范围。
术后病理如主次要病灶均为证实恶性时，采用 Martini 和 Melamed（M-M）标准判断双/多原发肺癌，包括：（1）病灶位于不同部位，互相独立；（2）组织学类型不同；（3）组织学类型相同时需满足以下条件：位于不同的肺段、肺叶或双侧肺，且起源于不同的原位癌，共同的淋巴引流部位无癌，诊断时无肺外转移[1-2]。
搜集全组患者年龄、性别、主次病灶大小及位置、手术时间、手术方式、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后拔管时间、术后病理分期等相关参数，分析主病灶与次病灶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多发病灶手术治疗的围术期风险。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6.0 统计学分析软件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号：KYJJ-2020-018。
2 结果
2.1 全组患者手术方式及围术期情况
全组均顺利完成手术。主病灶以肺叶切除为主，占 71.1%，VATS 完成率 69.1%，开胸完成率 30.9%。次病灶以楔形切除为主，占 80.4%，VATS 完成率 71.1%，开胸完成率 28.9%；见表 1。
表1
97 例患者手术方式及病理结局［例 （%）］
78 例一侧手术，19 例双侧同期手术，全组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 3 级以上并发症为发生 11 例（11.3%），分别为肺部漏气 3 例、肺部感染 4 例、呼吸衰竭 2 例、脑梗死 1 例、急性尿潴留 1 例。双侧手术时间更长及出血量更多，但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未见延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未见增高；见表 2。
表2
97 例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指标［
/例（%）］
2.2 主病灶与次病灶的病理性质
术后病理证实主病灶以恶性为主，占 67.0%，其中Ⅰ期肺癌占 43.1%；良性以结核瘤为主（56.3%）。次病灶以良性为主，占 69.1%，大部分为纤维化结节（49.3%）。主要病灶与次要病灶均为恶性者 30 例（肺癌肺内转移 21 例，多原发肺癌 9 例），均为良性者 32 者，良恶性不一致者 35 例。主次病灶的病理一致比率为 54.6%［肺内转移及均为良性者（含不同类型良性病灶者）］；见表 1。
2.3 主病灶为恶性时其直径大小与次病灶良恶性的关系
主病灶为恶性时，其直径在≤3 cm、>3～5 cm、>5～7 cm、>7 cm 时，次病灶为转移瘤的比率依次为 42.5%、15.8%、20.0%、0。随着主病灶直径的增大，次要病灶为转移的比率有降低趋势；见表 3。
表3
主病灶为恶性时其直径大小与次病灶良恶性的关系［例（%）］
2.4 主病灶为恶性是否伴淋巴结转移时次病灶的病理性质
主病灶为恶性且伴淋巴结转移者 15 例，次病灶 7 例证实为肺内转移，病理一致性为 46.7%（7/15，N1 期为 3/5，N2 期为 4/10）。主病灶为恶性不伴淋巴结转移者 50 例，次病灶 15 例证实为肺内转移，病理一致性为 30.0%；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6.7% vs. 30.0%，P>0.05）；见表 4。
表4
主病灶为恶性伴是否淋巴结转移时次病灶的病理性质［例（%）］
2.5 主次病灶位置分布与其良恶性的关系
主次病灶位于同叶时，次病灶转移可能性较大（54.5%），而位于同侧不同叶及不同侧时，次病灶为良性可能性较大（58.1%、72.7%），转移可能性较小（32.6%、9.1%）；病灶位于同侧同叶、同侧不同叶及不同侧者，病理一致性分别为 66.7%、54.0%、47.4%；见表 5。
表5
主次病灶位置分布与其良恶性的关系［例（%）/例/%］
3 讨论
肺内多发病灶是临床经常面对的问题，这是一类异质性很强的临床病例，处理决策复杂。有肺内或肺外恶性肿瘤史者的肺部粟粒样结节是转移瘤的典型表现，不考虑手术治疗；另外肺部多发磨玻璃结节是以多源早期腺癌或原位腺癌、非典型腺瘤样增生为主要病理类型的特殊病变，积极手术治疗预后良好[3-4]。除此之外，肺内多发实性病灶表现为主病灶伴随少数几个次病灶时，鉴别诊断困难，临床常因同侧或对侧可疑转移而放弃手术，或给予过度术后辅助治疗；部分良性病变患者也常因未能手术确诊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如何正确认识、处理肺内多发实性病灶亟待更好的临床资料指引。
肺内多发实性病灶的外科处理文献报道较少[5]，缺乏大样本临床研究。本研究发现，多发实性病灶患者中，主病灶有高达 33% 为良性病变，以结核瘤最为常见，然而胸部 CT 并未见典型钙化或卫星灶表现，考虑与我国结核发病率高有关，通过胸腔镜微创手术技术的诊断与治疗，明显改善了此类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组主要病灶恶性病例占 67.0%，以腺癌为主，且以早期为主，Ⅰ 期占 43.1%，仅 1 例分期为 Ⅳ 期（1.5%），说明该组病例在临床上被假性分期上调常见，且当多发病灶位于双侧肺，主病灶为恶性时，本组仅见 1 例转移（9.1%，1/11），对侧病灶为转移灶是少见事件，不可轻易放弃手术机会或过度辅助治疗，需引起临床重视。综合良恶性考虑，该组患者的主次病灶病理一致性仅为 54.6%，说明肺内实性病灶成因复杂，非典型粟粒样转移结节临床拟诊转移需格外谨慎，获取病理诊断是指导临床分期与治疗的关键。
我们进一步分析主病灶为恶性时其直径大小与次病灶病理的关系发现，主病灶直径在≤3 cm、>3～5 cm、>5～7 cm、>7 cm 时，次病灶为恶性的比率依次为 55%、36.8%、20%、0，而诊断为恶性转移瘤者比率依次为 42.5%、15.8%、20.0%、0。我们曾对孤立性肺结节进行研究，发现随着肿瘤直径的增大，孤立性肺结节为恶性的可能性逐渐升高[6]，而在多发实性病灶中，随着主病灶直径的增大，次病灶为转移的比率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分析其原因，考虑直径较大的肿瘤以局部生长为主，发生远处转移较迟，肿瘤表现为相对惰性；临床发现直径较大的主要病灶伴随次要病灶表现时可更为积极处理。
众所周知，术后病理 N1 或 N2 阳性是分期上调及预后不良的指标，肺门、纵隔淋巴结转移同样是 Ⅳ 期肺癌的重要表现。文献[7]报道，Ⅳ 期肺癌患者肺门、纵隔淋巴结转移（N1+N2）的发生率为 54.5%，而不伴淋巴结转移（N0）的 Ⅳ 肺癌发生比率为 7.8%，本研究发现，主病灶为恶性且伴有淋巴结转移时次要病灶为转移灶的几率有高于不伴淋巴结转移者的趋势（46.7% vs. 30.0%，P>0.05），虽然结果并无统计学意义，但这也提示我们伴随淋巴结转移的多发实性病灶病理为肺癌肺内转移的发生风险有可能更高，手术抉择格外谨慎。在抉择困难时，术前以化疗、靶向治疗为主的全身性新辅助治疗评价，通过判断主次病灶是否有一致变化规律，可能为其性质判断提供更为有力的辅助诊断指标[8-9]，以提供最佳临床治疗。
按第 8 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肺癌分期指南，肺癌同侧同叶的肺内转移由 M1 降期为 T3，而同侧不同叶则降期为 T4，对侧转移则仍为 M1[10]。本组分析主次病灶位置分布与病理相关性发现，主次病灶位于同叶时，次病灶转移可能性较大（54.5%），而位于同侧不同叶及不同侧时，次病灶为良性可能性较大（58.1%、72.7%），转移可能性较小（32.6%、9.1%），病灶位于同侧同叶、同侧不同叶及不同侧者，病理一致性分别为 66.7%、54.0%、47.4%，可见病灶位置越集中，病理一致性可能性越大，肺癌患者伴肺内转移癌可能性越大。这提示我们病变位于同侧者积极外科干预符合指南分期要求。但是，同侧病灶病理不一致的比率仍较高，病理仔细取材、精准分期对于避免过度治疗意义重大。病变位于双侧者次要病灶为良性可能性极大，切不可草率判断对侧转移而轻易放弃手术机会。
对于病变位于同侧肺的患者，同期手术已基本形成共识[3-5]，双侧肺手术对患者胸廓稳定性的影响、疼痛打击、肺功能的急性损伤，导致术后潜在的肺部感染、呼吸衰竭风险高，令许多胸外科医生望而却步。现阶段文献更趋于推荐分期手术，尽量避免同期手术，特别是同期肺叶切除术[11]。本组双侧病变均同期完成，84.2% 双侧病变均采用 VATS 手术，围术期分析发现，双侧同期手术会增加出血量，延长手术时间，但对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无明显影响，并发症发生率亦在控制范围之内，不影响术后出院时间，这提示我们随着胸腔镜的成熟与广泛应用，在较好选择的病例施行双侧同期手术仍是较好选择，特别适合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以充分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为更多患者服务。但是术前评价如有一侧全肺切除高风险，需谨慎手术。
综上所述，对于临床难以判断性质的肺内多发实性病灶诊疗中，病灶假性分期上调仍较常见。主病灶直径越大，次病灶为转移的比率有降低趋势；主次病灶位于同叶和/或伴淋巴结转移者，次病灶为转移可能性大；次病灶位于对侧时转移的可能性小；双侧同期手术不明显增加手术风险，利于术后随访观察及精准分期，避免过度治疗，有较好的应用价值。但本回顾性研究存在选择偏倚的弊端，寄希望临床通过大规模前瞻对照研究予以证实。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杨德松、王文祥负责文章的总体构想与设计；杨德松、吴劼、吴智宁、唐金明负责数据收集与整理；杨德松、周勇、李旭、张百华负责数据分析；杨德松负责文章撰写与修改；全体作者共同审核文章。
肺内多发实性病灶的病理性质多样，可为肺癌伴肺内转移或多原发肺癌、肺转移瘤、肺癌伴其它良性结节、均为良性病灶等多种情况，较肺内多发磨玻璃结节的临床判断更为困难。随着胸部薄层 CT 普及，肺内小结节的检出越来越常见，肺内多发实性病灶是否该选择手术治疗是胸外科医生经常要面对且棘手的问题。我科 2012～2019 年连续开展 97 例临床鉴别困难的肺内多发实性病灶的手术治疗，通过分析本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围手术期情况，探索该类患者积极手术的价值，以期为后续治疗抉择提供临床借鉴，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2～2019 年我科对胸部 CT 诊断为肺内多发病灶的患者行手术治疗 161 例（不含肺内粟粒样播散转移患者），排除伴恶性肿瘤史患者及肺内多发病灶含磨玻璃结节患者，共有临床鉴别困难的肺内多发实性病灶行手术治疗 97 例，其中男 72 例、女 25 例，年龄（58.1±9.0）岁。19 例行双侧手术。所有患者均行胸部 CT 提示肺内多个实性病灶，均完善全身检查排除其它远处转移，部分患者行全身 PET-CT 检查，均不能明确次病灶与主病灶关系。定义术前确诊恶性者或肿瘤直径最大者为主病灶，其它病灶则为次病灶，主要病灶为一个，次要病灶可为一个或多个。次病灶直径小，均未行术前穿刺活检。其中病灶位于一侧 78 例，双侧 19 例。97 例顺利完成手术治疗，全组均同期完成单侧或双侧病变病变手术切除。
1.2 手术与诊断方法
手术尽可能采取电视胸腔镜手术（VATS），胸腔镜处理困难者采用开胸手术。术前未能确诊的主次病灶均行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主病灶如证实为原发肺癌则尽量行肺叶切除+系统性肺门及纵隔淋巴结清扫，尽量避免全肺切除；次病灶尽量行亚肺叶切除（楔形切除或肺段切除），尽量避免双侧肺叶切除。病灶位于一侧不拘泥主次病灶先后切除顺序。病灶位于双侧者，先行次病灶侧手术以保存更多肺功能，如术中证实为恶性且高度可疑多原发肺癌，则同期行次病灶侧系统性淋巴结清扫，再翻身行主病灶侧手术。因切除主病灶后保留肺功能需要，不论次病灶病理结果如何，不调整原主次病灶手术切除范围。
术后病理如主次要病灶均为证实恶性时，采用 Martini 和 Melamed（M-M）标准判断双/多原发肺癌，包括：（1）病灶位于不同部位，互相独立；（2）组织学类型不同；（3）组织学类型相同时需满足以下条件：位于不同的肺段、肺叶或双侧肺，且起源于不同的原位癌，共同的淋巴引流部位无癌，诊断时无肺外转移[1-2]。
搜集全组患者年龄、性别、主次病灶大小及位置、手术时间、手术方式、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后拔管时间、术后病理分期等相关参数，分析主病灶与次病灶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多发病灶手术治疗的围术期风险。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6.0 统计学分析软件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号：KYJJ-2020-018。
2 结果
2.1 全组患者手术方式及围术期情况
全组均顺利完成手术。主病灶以肺叶切除为主，占 71.1%，VATS 完成率 69.1%，开胸完成率 30.9%。次病灶以楔形切除为主，占 80.4%，VATS 完成率 71.1%，开胸完成率 28.9%；见表 1。
表1
97 例患者手术方式及病理结局［例 （%）］
78 例一侧手术，19 例双侧同期手术，全组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 3 级以上并发症为发生 11 例（11.3%），分别为肺部漏气 3 例、肺部感染 4 例、呼吸衰竭 2 例、脑梗死 1 例、急性尿潴留 1 例。双侧手术时间更长及出血量更多，但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未见延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未见增高；见表 2。
表2
97 例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指标［/例（%）］
2.2 主病灶与次病灶的病理性质
术后病理证实主病灶以恶性为主，占 67.0%，其中Ⅰ期肺癌占 43.1%；良性以结核瘤为主（56.3%）。次病灶以良性为主，占 69.1%，大部分为纤维化结节（49.3%）。主要病灶与次要病灶均为恶性者 30 例（肺癌肺内转移 21 例，多原发肺癌 9 例），均为良性者 32 者，良恶性不一致者 35 例。主次病灶的病理一致比率为 54.6%［肺内转移及均为良性者（含不同类型良性病灶者）］；见表 1。
2.3 主病灶为恶性时其直径大小与次病灶良恶性的关系
主病灶为恶性时，其直径在≤3 cm、>3～5 cm、>5～7 cm、>7 cm 时，次病灶为转移瘤的比率依次为 42.5%、15.8%、20.0%、0。随着主病灶直径的增大，次要病灶为转移的比率有降低趋势；见表 3。
表3
主病灶为恶性时其直径大小与次病灶良恶性的关系［例（%）］
2.4 主病灶为恶性是否伴淋巴结转移时次病灶的病理性质
主病灶为恶性且伴淋巴结转移者 15 例，次病灶 7 例证实为肺内转移，病理一致性为 46.7%（7/15，N1 期为 3/5，N2 期为 4/10）。主病灶为恶性不伴淋巴结转移者 50 例，次病灶 15 例证实为肺内转移，病理一致性为 30.0%；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6.7% vs. 30.0%，P>0.05）；见表 4。
表4
主病灶为恶性伴是否淋巴结转移时次病灶的病理性质［例（%）］
2.5 主次病灶位置分布与其良恶性的关系
主次病灶位于同叶时，次病灶转移可能性较大（54.5%），而位于同侧不同叶及不同侧时，次病灶为良性可能性较大（58.1%、72.7%），转移可能性较小（32.6%、9.1%）；病灶位于同侧同叶、同侧不同叶及不同侧者，病理一致性分别为 66.7%、54.0%、47.4%；见表 5。
表5
主次病灶位置分布与其良恶性的关系［例（%）/例/%］
3 讨论
肺内多发病灶是临床经常面对的问题，这是一类异质性很强的临床病例，处理决策复杂。有肺内或肺外恶性肿瘤史者的肺部粟粒样结节是转移瘤的典型表现，不考虑手术治疗；另外肺部多发磨玻璃结节是以多源早期腺癌或原位腺癌、非典型腺瘤样增生为主要病理类型的特殊病变，积极手术治疗预后良好[3-4]。除此之外，肺内多发实性病灶表现为主病灶伴随少数几个次病灶时，鉴别诊断困难，临床常因同侧或对侧可疑转移而放弃手术，或给予过度术后辅助治疗；部分良性病变患者也常因未能手术确诊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如何正确认识、处理肺内多发实性病灶亟待更好的临床资料指引。
肺内多发实性病灶的外科处理文献报道较少[5]，缺乏大样本临床研究。本研究发现，多发实性病灶患者中，主病灶有高达 33% 为良性病变，以结核瘤最为常见，然而胸部 CT 并未见典型钙化或卫星灶表现，考虑与我国结核发病率高有关，通过胸腔镜微创手术技术的诊断与治疗，明显改善了此类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组主要病灶恶性病例占 67.0%，以腺癌为主，且以早期为主，Ⅰ 期占 43.1%，仅 1 例分期为 Ⅳ 期（1.5%），说明该组病例在临床上被假性分期上调常见，且当多发病灶位于双侧肺，主病灶为恶性时，本组仅见 1 例转移（9.1%，1/11），对侧病灶为转移灶是少见事件，不可轻易放弃手术机会或过度辅助治疗，需引起临床重视。综合良恶性考虑，该组患者的主次病灶病理一致性仅为 54.6%，说明肺内实性病灶成因复杂，非典型粟粒样转移结节临床拟诊转移需格外谨慎，获取病理诊断是指导临床分期与治疗的关键。
我们进一步分析主病灶为恶性时其直径大小与次病灶病理的关系发现，主病灶直径在≤3 cm、>3～5 cm、>5～7 cm、>7 cm 时，次病灶为恶性的比率依次为 55%、36.8%、20%、0，而诊断为恶性转移瘤者比率依次为 42.5%、15.8%、20.0%、0。我们曾对孤立性肺结节进行研究，发现随着肿瘤直径的增大，孤立性肺结节为恶性的可能性逐渐升高[6]，而在多发实性病灶中，随着主病灶直径的增大，次病灶为转移的比率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分析其原因，考虑直径较大的肿瘤以局部生长为主，发生远处转移较迟，肿瘤表现为相对惰性；临床发现直径较大的主要病灶伴随次要病灶表现时可更为积极处理。
众所周知，术后病理 N1 或 N2 阳性是分期上调及预后不良的指标，肺门、纵隔淋巴结转移同样是 Ⅳ 期肺癌的重要表现。文献[7]报道，Ⅳ 期肺癌患者肺门、纵隔淋巴结转移（N1+N2）的发生率为 54.5%，而不伴淋巴结转移（N0）的 Ⅳ 肺癌发生比率为 7.8%，本研究发现，主病灶为恶性且伴有淋巴结转移时次要病灶为转移灶的几率有高于不伴淋巴结转移者的趋势（46.7% vs. 30.0%，P>0.05），虽然结果并无统计学意义，但这也提示我们伴随淋巴结转移的多发实性病灶病理为肺癌肺内转移的发生风险有可能更高，手术抉择格外谨慎。在抉择困难时，术前以化疗、靶向治疗为主的全身性新辅助治疗评价，通过判断主次病灶是否有一致变化规律，可能为其性质判断提供更为有力的辅助诊断指标[8-9]，以提供最佳临床治疗。
按第 8 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肺癌分期指南，肺癌同侧同叶的肺内转移由 M1 降期为 T3，而同侧不同叶则降期为 T4，对侧转移则仍为 M1[10]。本组分析主次病灶位置分布与病理相关性发现，主次病灶位于同叶时，次病灶转移可能性较大（54.5%），而位于同侧不同叶及不同侧时，次病灶为良性可能性较大（58.1%、72.7%），转移可能性较小（32.6%、9.1%），病灶位于同侧同叶、同侧不同叶及不同侧者，病理一致性分别为 66.7%、54.0%、47.4%，可见病灶位置越集中，病理一致性可能性越大，肺癌患者伴肺内转移癌可能性越大。这提示我们病变位于同侧者积极外科干预符合指南分期要求。但是，同侧病灶病理不一致的比率仍较高，病理仔细取材、精准分期对于避免过度治疗意义重大。病变位于双侧者次要病灶为良性可能性极大，切不可草率判断对侧转移而轻易放弃手术机会。
对于病变位于同侧肺的患者，同期手术已基本形成共识[3-5]，双侧肺手术对患者胸廓稳定性的影响、疼痛打击、肺功能的急性损伤，导致术后潜在的肺部感染、呼吸衰竭风险高，令许多胸外科医生望而却步。现阶段文献更趋于推荐分期手术，尽量避免同期手术，特别是同期肺叶切除术[11]。本组双侧病变均同期完成，84.2% 双侧病变均采用 VATS 手术，围术期分析发现，双侧同期手术会增加出血量，延长手术时间，但对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无明显影响，并发症发生率亦在控制范围之内，不影响术后出院时间，这提示我们随着胸腔镜的成熟与广泛应用，在较好选择的病例施行双侧同期手术仍是较好选择，特别适合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以充分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为更多患者服务。但是术前评价如有一侧全肺切除高风险，需谨慎手术。
综上所述，对于临床难以判断性质的肺内多发实性病灶诊疗中，病灶假性分期上调仍较常见。主病灶直径越大，次病灶为转移的比率有降低趋势；主次病灶位于同叶和/或伴淋巴结转移者，次病灶为转移可能性大；次病灶位于对侧时转移的可能性小；双侧同期手术不明显增加手术风险，利于术后随访观察及精准分期，避免过度治疗，有较好的应用价值。但本回顾性研究存在选择偏倚的弊端，寄希望临床通过大规模前瞻对照研究予以证实。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杨德松、王文祥负责文章的总体构想与设计；杨德松、吴劼、吴智宁、唐金明负责数据收集与整理；杨德松、周勇、李旭、张百华负责数据分析；杨德松负责文章撰写与修改；全体作者共同审核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