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2 月以来，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陆续在中国、泰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多个国家暴发，并逐步演变成全球性大流行病[1]。经过及时、积极的治疗后，COVID-19 患者大多预后良好，但老年患者常常合并多种慢性基础疾病，机体免疫力较低，增加了病情复杂性和治疗难度。严佑琴等[2]报道，496 例 COVID-19 患者中，≥60 岁的老年病例占比超过 40%；而在 52 例死亡患者中，92.3% 为老年患者。Guan 等[3]通过分析我国 31 个省 1 590 例 COVID-19 患者的数据，发现高龄是 COVID-19 感染的危险因素，其合并疾病与预后密切相关。本文将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2020 年 1 月 16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收治的 COVID-19 患者（包括老年患者）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及治疗转归等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本研究为回顾性单中心研究。全组 379 例患者均由四川省或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经实时荧光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呼吸道标本 COVID-19 核酸阳性，均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的诊断及分型标准[4]。纳入标准：（1）有流行病学史；（2）符合临床表现中任意 2 条：① 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等新冠肺炎相关临床表现，② 具有 COVID-19 影像学特征，③ 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淋巴细胞计数正常或减少；（3）具备以下病原学或血清学证据之一：① 实时 PCR 检测 COVID-19 核酸阳性；② COVID-19 IgM 和 IgG 阳性；③ COVID-19 IgG 由阴性转为阳性。排除标准：合并恶性肿瘤、妊娠、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近半年内长期使用抗炎和免疫调节药物者。按照年龄，将所有患者分为老年组（42 例，年龄≥60 岁）和非老年组（337 例，年龄<60 岁），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胸部 CT 影像、治疗及预后情况。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的负压病房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治疗包括营养支持治疗、及时有效的氧疗、合并细菌感染者联合抗菌药物以及口服抗病毒治疗等；同时，中医医师结合患者的病情、体质及四川气候特点进行辨证论治。对于合并基础疾病者，尤其存在严重心肺功能不全、血糖控制差等情况的老年患者，需重视对基础疾病的诊治，积极防治并发症。
1.2.2 分析方法
患者入院后采集空腹外周血检测实验室指标，采用迈瑞 BC-6600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常规，日立 LST00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生化指标及心肌酶谱，罗氏 E602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赛科希德 SF-8100 高速全自动凝血测试仪检测凝血功能，贝克曼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CD4+及 CD8+ T 淋巴细胞，国赛 Astep 特定蛋白分析仪检测 C 反应蛋白及血清淀粉蛋白 A，长光 EVERESYS A1800 检测降钙素原，所用试剂均为专用仪器相关配套试剂。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成都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批（批件号为 PJ-K2020-01-01）。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379 例患者中，年龄 2 个月至 87 岁，平均（41.2±18.4）岁，其中男 286 例（75.5%），女 89 例。老年组的平均年龄为（69.5±8.8）岁，以女性多见（61.9%），大多为武汉输入和本土续发病例（73.8%）；非老年组的平均年龄为（37.8±13.2）岁，以男性多见（80.1%），主要来自境外输入（75.7%）；见表 1。境外输入患者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法国、菲律宾、刚果金、加拿大、柬埔寨、卡塔尔、利比亚、罗马尼亚、马来西亚、马其顿、美国、缅甸、俄罗斯、纳米比亚、尼泊尔、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苏丹、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塔、西班牙、希腊、新加坡、伊拉克、伊朗、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赞比亚 34 个国家。
表1
老年组和非老年组 COVID-19 患者的一般情况及临床表现［例（%）/
］
2.2 临床表现
2.2.1 临床分型
379 例患者中，包括轻型 57 例、普通型 289 例（占 76.3%）、重型 14 例、危重型 19 例。老年组的临床分型以普通型和危重型为主（占 88.1%），而非老年组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占 95.0%）。
2.2.2 症状
本研究中，213 例（56.2%）患者出现一个或多个非特异性临床表现，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热（138 例，26.4%）和咳嗽（129 例，34.0%），其中老年组的发热、咳嗽、呼吸困难及乏力等症状均明显多于非老年组（P<0.05）。有症状的患者在出现首发症状至确诊的时间平均为 7.2 d，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患者一经确诊，立即由确诊医院送至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隔离病房开始治疗。重型及危重型患者大多在发病后第 3～10 d 可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而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的上述症状变化不明显。179 例患者（47.2%）合并一种或多种基础疾病，老年组以高血压病（15 例，35.7%）及糖尿病（11 例，26.2%）多见，而非老年组则以非酒精性脂肪肝性肝炎（132 例，39.2%）多见；见表 1。
2.3 辅助检查结果
2.3.1 实验室检查
入院时，68 例患者（17.9%）的白细胞减少，57 例患者（51.1%）的淋巴细胞减少；136 例（35.9%）、132 例（34.8%）及 66 例（17.4%）患者分别有血清淀粉样蛋白 A、超敏 C 反应蛋白及乳酸脱氢酶升高。大多数患者的 T 细胞亚群，包括 CD3+ T、CD4+ T 及 CD8+ T 细胞计数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老年组与非老年组患者在实验室检查结果上存在明显差异，包括老年组的血常规（淋巴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和 CD4+、CD8+ T 细胞计数更低，心肌损伤标志物（羟丁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及其同工酶、肌钙蛋白、肌红蛋白、氨基 N 端脑钠肽）、血肌酐及炎症指标（C 反应蛋白和血清淀粉蛋白 A）更高；但非老年组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更高（P<0.05）；见表 2。
表2
老年组和非老年组 COVID-19 患者入院时的辅助检查结果［例（%）/
］
2.3.2 胸部影像学表现
入院时，239 例患者（63.1%）的胸部 CT 提示双侧肺炎，83 例患者（21.9%）表现为单侧肺炎，且以右侧肺炎更多见。早期可表现为肺外带、局灶性的磨玻璃样影（图 1a），病灶随疾病进展而有所增加，表现为多肺、多叶的、多发的、磨玻璃样影或斑片影（图 1b），少数发生实变，胸腔积液极少见。两组患者入院时首次胸部 CT 比较，老年组的双侧肺炎发生率明显高于非老年组（P<0.05）；见表 2。
图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胸部 CT 图像
a：某 62 岁普通型女性患者的胸部 CT，双肺多叶可见多发斑片、条索及磨玻璃影，以双肺外带为主；b：某 65 岁重型女性患者的胸部 CT，双肺各叶弥漫性分布的、片状磨玻璃及条索影，病灶密度不均，边界模糊，大部分呈铺路石征。
2.3.3 心脏彩色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
139 例患者（36.7%）的心脏彩色超声心动图异常，主要表现为左室舒张功能降低（22.7%）及心脏瓣膜反流（予以动态监测，未予特殊处理）（14.0%），且老年组患者的心脏超声心动图异常率明显高于非老年组（85.7% vs. 30.6%，P<0.05）；见表 2。
2.4 治疗及预后
本研究中，315 例（83.1%）患者接受了口服抗病毒治疗；93 例患者（24.5%）接受了胸腺肽治疗 α1（1.6 mg 皮下注射 bid 或 biw）；47 例合并细菌感染者（12.4%）接受了抗菌药物治疗；6 例危重型患者（1.6%）使用了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疗程为 3～5 d。经治疗后，绝大多数患者预后较好，老年组死亡 3 例，均合并冠心病等严重基础疾病，均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起病到死亡的平均时间为 13.0 d；其余患者均已治愈出院。老年组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胸腺肽、抗生素及呼吸支持等治疗措施明显多于非老年组，其住院时间亦较非老年组更长（22.1 d vs. 18.8 d，P<0.05）；见表 3。图 2、3 分别为 1 例危重型和 1 例重型新冠肺炎老年患者在治疗期间的胸部 CT 变化情况。
表3
老年组和非老年组 COVID-19 患者的治疗及预后［例（%）/
］
图2
某 80 岁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男性患者的胸部 CT 图像
a、b 分别为患者 2020年 1 月 21 日及 3 月 3 日的胸部 CT，可见双肺弥漫的密度不均的片状或毛玻璃影逐渐吸收或减少
图3
82 岁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男性患者的胸部 CT 图像
a、b 分别为患者在入院及出院时的胸部 CT，可见经治疗后双肺病灶最终吸收
3 讨论
COVID-19 疫情在全球暴发及持续蔓延，大部分 COVID-19 患者预后较好，但老年患者由于机体免疫力降低，常合并基础疾病，部分老年患者并发重症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凝血功能障碍等严重并发症[5]，死亡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6]。本文就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收治的 COVID-19 老年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诊疗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
本研究发现，老年组和非老年组 COVID-19 患者在年龄、性别比、临床分型及感染来源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老年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69.5 岁，以女性多见（占 61.9%），临床分型以普通型和危重型为主（占 88.1%），且大多来自武汉输入和本土续发（占 73.8%）。而非老年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37.8 岁，以男性多见（80.1%），临床分型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占 95.0%），其感染来源包括武汉输入、本土续发以及境外输入。目前，我国国内疫情已逐渐得到控制；但由于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境外输入病例是现阶段国内疫情防控的重点。本研究中，179 例患者（47.2%）合并一种或多种基础疾病，与国内外其它地区的报道一致[2, 6-8]，但我们发现，老年组和非老年组罹患基础疾病的病种明显不同，老年组以糖尿病和高血压病多见（占 61.9%），而非老年组则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多见（占 39.2%）。以上提示，伴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和（或）心肺疾病的老年人以及伴有慢性肝病的青壮年，均有可能是 COVID-19 的易感人群，需重视对有流行病学史的易感人群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筛查。本组病例中，发热和咳嗽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其次是乏力、呼吸困难等，与相关报道一致[7]。
本研究中，相比较于非老年组，老年组患者的淋巴细胞及 T 细胞亚群计数更低，而 C 反应蛋白和血清淀粉蛋白 A 等炎性指标则更高，与国内外其它地区的报道一致[8-9]。COVID-19 患者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可正常或减少，但淋巴细胞计数常常减少，其下降程度与病情严重程度有一定的负相关性[10]。因此，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危重型病例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均把淋巴细胞进行性下降作为重型、危重型的临床预警指标之一。有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其表面的刺突蛋白与人体靶细胞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2）受体结合，并进入靶细胞内，可导致呼吸道、心脏、肝脏、肾脏和消化道等多系统疾病[11-13]。ACE2 在心脏中分布广泛，表达于内皮细胞、心肌细胞及血管平滑肌细胞，具有阻止心力衰竭进展、保护心脏的作用。很多 COVID-19 患者会表现出心肌酶和心肌损伤标志物的升高，表明心肌受到了损伤。本研究中，老年患者不仅羟丁酸脱氢酶和肌酸激酶及其同工酶心肌酶明显高于非老年组，对心肌特异性和敏感性较强的肌钙蛋白、肌红蛋白、氨基 N 端脑钠肽等多个心肌损伤标志物亦更高，与相关报道结论一致[7]。考虑原因，一是因为老年患者合并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及老年退行性心瓣膜病的比例更高，本组心脏彩色超声心动图检查已证实，患者可能已有潜在的心肌损害。二是因为心肌损伤可能是病毒感染后全身非特性免疫反应的一部分[14]，炎性因子风暴也可能加重其原有的心脏基础疾病及心肌损伤。有报道显示，心肌损伤患者的比例、损伤程度与临床分型的严重程度和血清炎性指标水平基本一致。COVID-19 患者的胸部影像是以肺部磨玻璃影和实变影为主要特征[15]，且主要分布在胸膜下区域或双肺散在分布，但老年患者的影像学有其自身特征。本研究中，90.5% 的老年患者为双肺受累，这可能与老年患者免疫力低下有关，故一旦肺部受累，即为双肺多发感染[16]。另外，老年患者的肺部病变还具有多样性、多灶性、多变性等特点。因此，影像学检查对老年患者的早期筛查、病情评估和疗效判定至关重要。
老年 COVID-19 患者的治疗应遵循营养、呼吸、循环、肾脏等多脏器功能支持为主的综合治疗原则，同时还应注意基础疾病的诊治、排痰、预防并发症以及心理支持治疗[16]。本研究中，老年组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胸腺肽、抗生素及呼吸支持等治疗措施明显多于非老年组。经治疗后，绝大多数患者的预后较好。
总之，伴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群是 COVID-19 的高危人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气促、肌肉酸痛等症状时，应及时完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抗体筛查及胸部 CT，及时进行器官功能支持治疗，积极防治并发症。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陈竹负责论文设计、实施研究、数据整理与结果分析、论文初稿撰写；毛毅、陈霆、胡朝霞负责实施研究及数据收集；兰丽娟、刘大凤负责实施研究、数据整理与分析；魏家富和王嘉川负责论文设计、结果分析与解释、论文审阅与修改。
2019 年 12 月以来，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陆续在中国、泰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多个国家暴发，并逐步演变成全球性大流行病[1]。经过及时、积极的治疗后，COVID-19 患者大多预后良好，但老年患者常常合并多种慢性基础疾病，机体免疫力较低，增加了病情复杂性和治疗难度。严佑琴等[2]报道，496 例 COVID-19 患者中，≥60 岁的老年病例占比超过 40%；而在 52 例死亡患者中，92.3% 为老年患者。Guan 等[3]通过分析我国 31 个省 1 590 例 COVID-19 患者的数据，发现高龄是 COVID-19 感染的危险因素，其合并疾病与预后密切相关。本文将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2020 年 1 月 16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收治的 COVID-19 患者（包括老年患者）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及治疗转归等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本研究为回顾性单中心研究。全组 379 例患者均由四川省或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经实时荧光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呼吸道标本 COVID-19 核酸阳性，均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的诊断及分型标准[4]。纳入标准：（1）有流行病学史；（2）符合临床表现中任意 2 条：① 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等新冠肺炎相关临床表现，② 具有 COVID-19 影像学特征，③ 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淋巴细胞计数正常或减少；（3）具备以下病原学或血清学证据之一：① 实时 PCR 检测 COVID-19 核酸阳性；② COVID-19 IgM 和 IgG 阳性；③ COVID-19 IgG 由阴性转为阳性。排除标准：合并恶性肿瘤、妊娠、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近半年内长期使用抗炎和免疫调节药物者。按照年龄，将所有患者分为老年组（42 例，年龄≥60 岁）和非老年组（337 例，年龄<60 岁），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胸部 CT 影像、治疗及预后情况。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的负压病房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治疗包括营养支持治疗、及时有效的氧疗、合并细菌感染者联合抗菌药物以及口服抗病毒治疗等；同时，中医医师结合患者的病情、体质及四川气候特点进行辨证论治。对于合并基础疾病者，尤其存在严重心肺功能不全、血糖控制差等情况的老年患者，需重视对基础疾病的诊治，积极防治并发症。
1.2.2 分析方法
患者入院后采集空腹外周血检测实验室指标，采用迈瑞 BC-6600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常规，日立 LST00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生化指标及心肌酶谱，罗氏 E602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赛科希德 SF-8100 高速全自动凝血测试仪检测凝血功能，贝克曼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CD4+及 CD8+ T 淋巴细胞，国赛 Astep 特定蛋白分析仪检测 C 反应蛋白及血清淀粉蛋白 A，长光 EVERESYS A1800 检测降钙素原，所用试剂均为专用仪器相关配套试剂。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成都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批（批件号为 PJ-K2020-01-01）。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379 例患者中，年龄 2 个月至 87 岁，平均（41.2±18.4）岁，其中男 286 例（75.5%），女 89 例。老年组的平均年龄为（69.5±8.8）岁，以女性多见（61.9%），大多为武汉输入和本土续发病例（73.8%）；非老年组的平均年龄为（37.8±13.2）岁，以男性多见（80.1%），主要来自境外输入（75.7%）；见表 1。境外输入患者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法国、菲律宾、刚果金、加拿大、柬埔寨、卡塔尔、利比亚、罗马尼亚、马来西亚、马其顿、美国、缅甸、俄罗斯、纳米比亚、尼泊尔、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苏丹、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塔、西班牙、希腊、新加坡、伊拉克、伊朗、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赞比亚 34 个国家。
表1
老年组和非老年组 COVID-19 患者的一般情况及临床表现［例（%）/］
2.2 临床表现
2.2.1 临床分型
379 例患者中，包括轻型 57 例、普通型 289 例（占 76.3%）、重型 14 例、危重型 19 例。老年组的临床分型以普通型和危重型为主（占 88.1%），而非老年组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占 95.0%）。
2.2.2 症状
本研究中，213 例（56.2%）患者出现一个或多个非特异性临床表现，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热（138 例，26.4%）和咳嗽（129 例，34.0%），其中老年组的发热、咳嗽、呼吸困难及乏力等症状均明显多于非老年组（P<0.05）。有症状的患者在出现首发症状至确诊的时间平均为 7.2 d，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患者一经确诊，立即由确诊医院送至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隔离病房开始治疗。重型及危重型患者大多在发病后第 3～10 d 可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而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的上述症状变化不明显。179 例患者（47.2%）合并一种或多种基础疾病，老年组以高血压病（15 例，35.7%）及糖尿病（11 例，26.2%）多见，而非老年组则以非酒精性脂肪肝性肝炎（132 例，39.2%）多见；见表 1。
2.3 辅助检查结果
2.3.1 实验室检查
入院时，68 例患者（17.9%）的白细胞减少，57 例患者（51.1%）的淋巴细胞减少；136 例（35.9%）、132 例（34.8%）及 66 例（17.4%）患者分别有血清淀粉样蛋白 A、超敏 C 反应蛋白及乳酸脱氢酶升高。大多数患者的 T 细胞亚群，包括 CD3+ T、CD4+ T 及 CD8+ T 细胞计数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老年组与非老年组患者在实验室检查结果上存在明显差异，包括老年组的血常规（淋巴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和 CD4+、CD8+ T 细胞计数更低，心肌损伤标志物（羟丁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及其同工酶、肌钙蛋白、肌红蛋白、氨基 N 端脑钠肽）、血肌酐及炎症指标（C 反应蛋白和血清淀粉蛋白 A）更高；但非老年组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更高（P<0.05）；见表 2。
表2
老年组和非老年组 COVID-19 患者入院时的辅助检查结果［例（%）/］
2.3.2 胸部影像学表现
入院时，239 例患者（63.1%）的胸部 CT 提示双侧肺炎，83 例患者（21.9%）表现为单侧肺炎，且以右侧肺炎更多见。早期可表现为肺外带、局灶性的磨玻璃样影（图 1a），病灶随疾病进展而有所增加，表现为多肺、多叶的、多发的、磨玻璃样影或斑片影（图 1b），少数发生实变，胸腔积液极少见。两组患者入院时首次胸部 CT 比较，老年组的双侧肺炎发生率明显高于非老年组（P<0.05）；见表 2。
图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胸部 CT 图像
a：某 62 岁普通型女性患者的胸部 CT，双肺多叶可见多发斑片、条索及磨玻璃影，以双肺外带为主；b：某 65 岁重型女性患者的胸部 CT，双肺各叶弥漫性分布的、片状磨玻璃及条索影，病灶密度不均，边界模糊，大部分呈铺路石征。
2.3.3 心脏彩色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
139 例患者（36.7%）的心脏彩色超声心动图异常，主要表现为左室舒张功能降低（22.7%）及心脏瓣膜反流（予以动态监测，未予特殊处理）（14.0%），且老年组患者的心脏超声心动图异常率明显高于非老年组（85.7% vs. 30.6%，P<0.05）；见表 2。
2.4 治疗及预后
本研究中，315 例（83.1%）患者接受了口服抗病毒治疗；93 例患者（24.5%）接受了胸腺肽治疗 α1（1.6 mg 皮下注射 bid 或 biw）；47 例合并细菌感染者（12.4%）接受了抗菌药物治疗；6 例危重型患者（1.6%）使用了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疗程为 3～5 d。经治疗后，绝大多数患者预后较好，老年组死亡 3 例，均合并冠心病等严重基础疾病，均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起病到死亡的平均时间为 13.0 d；其余患者均已治愈出院。老年组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胸腺肽、抗生素及呼吸支持等治疗措施明显多于非老年组，其住院时间亦较非老年组更长（22.1 d vs. 18.8 d，P<0.05）；见表 3。图 2、3 分别为 1 例危重型和 1 例重型新冠肺炎老年患者在治疗期间的胸部 CT 变化情况。
表3
老年组和非老年组 COVID-19 患者的治疗及预后［例（%）/］
图2
某 80 岁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男性患者的胸部 CT 图像
a、b 分别为患者 2020年 1 月 21 日及 3 月 3 日的胸部 CT，可见双肺弥漫的密度不均的片状或毛玻璃影逐渐吸收或减少
图3
82 岁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男性患者的胸部 CT 图像
a、b 分别为患者在入院及出院时的胸部 CT，可见经治疗后双肺病灶最终吸收
3 讨论
COVID-19 疫情在全球暴发及持续蔓延，大部分 COVID-19 患者预后较好，但老年患者由于机体免疫力降低，常合并基础疾病，部分老年患者并发重症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凝血功能障碍等严重并发症[5]，死亡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6]。本文就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收治的 COVID-19 老年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诊疗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
本研究发现，老年组和非老年组 COVID-19 患者在年龄、性别比、临床分型及感染来源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老年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69.5 岁，以女性多见（占 61.9%），临床分型以普通型和危重型为主（占 88.1%），且大多来自武汉输入和本土续发（占 73.8%）。而非老年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37.8 岁，以男性多见（80.1%），临床分型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占 95.0%），其感染来源包括武汉输入、本土续发以及境外输入。目前，我国国内疫情已逐渐得到控制；但由于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境外输入病例是现阶段国内疫情防控的重点。本研究中，179 例患者（47.2%）合并一种或多种基础疾病，与国内外其它地区的报道一致[2, 6-8]，但我们发现，老年组和非老年组罹患基础疾病的病种明显不同，老年组以糖尿病和高血压病多见（占 61.9%），而非老年组则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多见（占 39.2%）。以上提示，伴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和（或）心肺疾病的老年人以及伴有慢性肝病的青壮年，均有可能是 COVID-19 的易感人群，需重视对有流行病学史的易感人群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筛查。本组病例中，发热和咳嗽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其次是乏力、呼吸困难等，与相关报道一致[7]。
本研究中，相比较于非老年组，老年组患者的淋巴细胞及 T 细胞亚群计数更低，而 C 反应蛋白和血清淀粉蛋白 A 等炎性指标则更高，与国内外其它地区的报道一致[8-9]。COVID-19 患者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可正常或减少，但淋巴细胞计数常常减少，其下降程度与病情严重程度有一定的负相关性[10]。因此，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危重型病例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均把淋巴细胞进行性下降作为重型、危重型的临床预警指标之一。有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其表面的刺突蛋白与人体靶细胞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2）受体结合，并进入靶细胞内，可导致呼吸道、心脏、肝脏、肾脏和消化道等多系统疾病[11-13]。ACE2 在心脏中分布广泛，表达于内皮细胞、心肌细胞及血管平滑肌细胞，具有阻止心力衰竭进展、保护心脏的作用。很多 COVID-19 患者会表现出心肌酶和心肌损伤标志物的升高，表明心肌受到了损伤。本研究中，老年患者不仅羟丁酸脱氢酶和肌酸激酶及其同工酶心肌酶明显高于非老年组，对心肌特异性和敏感性较强的肌钙蛋白、肌红蛋白、氨基 N 端脑钠肽等多个心肌损伤标志物亦更高，与相关报道结论一致[7]。考虑原因，一是因为老年患者合并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及老年退行性心瓣膜病的比例更高，本组心脏彩色超声心动图检查已证实，患者可能已有潜在的心肌损害。二是因为心肌损伤可能是病毒感染后全身非特性免疫反应的一部分[14]，炎性因子风暴也可能加重其原有的心脏基础疾病及心肌损伤。有报道显示，心肌损伤患者的比例、损伤程度与临床分型的严重程度和血清炎性指标水平基本一致。COVID-19 患者的胸部影像是以肺部磨玻璃影和实变影为主要特征[15]，且主要分布在胸膜下区域或双肺散在分布，但老年患者的影像学有其自身特征。本研究中，90.5% 的老年患者为双肺受累，这可能与老年患者免疫力低下有关，故一旦肺部受累，即为双肺多发感染[16]。另外，老年患者的肺部病变还具有多样性、多灶性、多变性等特点。因此，影像学检查对老年患者的早期筛查、病情评估和疗效判定至关重要。
老年 COVID-19 患者的治疗应遵循营养、呼吸、循环、肾脏等多脏器功能支持为主的综合治疗原则，同时还应注意基础疾病的诊治、排痰、预防并发症以及心理支持治疗[16]。本研究中，老年组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胸腺肽、抗生素及呼吸支持等治疗措施明显多于非老年组。经治疗后，绝大多数患者的预后较好。
总之，伴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群是 COVID-19 的高危人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气促、肌肉酸痛等症状时，应及时完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抗体筛查及胸部 CT，及时进行器官功能支持治疗，积极防治并发症。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陈竹负责论文设计、实施研究、数据整理与结果分析、论文初稿撰写；毛毅、陈霆、胡朝霞负责实施研究及数据收集；兰丽娟、刘大凤负责实施研究、数据整理与分析；魏家富和王嘉川负责论文设计、结果分析与解释、论文审阅与修改。
